【导读】近期，黑龙江高考二本线低至287分的新闻冲上热搜，不少人表现出对“人口少、压力小”的羡慕。有评论指出，这种“反内卷”现象的背后是东北工业衰落、人才流失、老龄化等长期问题，而今后国内许多地方恐怕都将面临相似困境，在这个意义上，东北今天的形态及其突围的路径，恰恰是一种参考经验。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本文写作于6年前，针对社会上流行的人口外流、体制、文化、国企和腐败等因素导致东北衰败的观点，作者陆铭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评判东北问题应扭转思维，确立“全局”视角和“大历史”视角。（1）全局视角，是以社会福利最大化和资源配置最优化为评价标准，而非仅仅以经济增长或投资为标准。事实上，人口流出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普遍问题，东北人口流出更受关注，是因为其人口流出结构——不是农民工迁出，而是高学历人口流失。因此，要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与其强调如何让大学生留在东北，不如创造条件，让低技能劳动力和大学生一起去追求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2）从大历史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东北制造业的地位随之下降，所谓的东北人口流失是中国各地比较优势变化、整个经济地理重塑过程中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一个表现。所以，东北人口外流可能是一个积极结果，而不是一个消极问题。
陆铭认为，东北问题真正的隐忧，是在人口流出、投资回报低、投产拉动作用下降的情况下，还对缺乏竞争力的领域加大投资。这种做法可能有短期效果，但长期看，是在用制造问题的方式解决问题，无异于饮鸩止渴，最后产业竞争力无法提高，政府也会背上高负债，导致问题恶化。他指出，一个地方要发展好，必须找准比较优势。东北现今的比较优势是农业、旅游和自然资源这三大产业。同时，东北有11所“211大学”，可以把大学所在地变成科技中心，推动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型。因此，尽管人口仍会从东北流出，留在东北的人口也会聚集到东北有竞争力的大城市和都市圈。如何让流出和留下的人都能享受富足生活，才是东北问题的解决思路所在。而作者提出的这个方向，某种意义上也是未来中国发展所应考虑的切实问题。
东北问题的评判视角、
真正隐忧与解决思路
自2014年东北经济增速“断崖式下跌”后, 舆论关于东北经济“告急”的声音便不绝于耳。2017年上半年, 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的GDP增速分为6.3%、6.5%和2.1%, 分别位列倒数第三、第四和第一。作为曾经的“共和国长子”, 如今东北经济的下跌局面令全社会难以接受。
2017年8月, 一篇新闻《东北经济怎么办, 林毅夫为吉林开出一剂新药》, 对《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 (征求意见稿) 》 (以下简称《吉林报告》) 进行了报道。《吉林报告》甫一发布就引起经济学界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也使得东北问题再度成为热议话题。在一片“告急”声中重振东北经济, 尤为需要冷静地分析东北问题的本质所在。评判东北问题的视角应该是：第一, 从全局看东北。第二, 从大历史看东北。
（图源《经济学人》）
▍从全局看东北
在对东北问题进行评价时, 需要有全局的观念, 即以社会福利最大化和资源配置最优化为评价标准, 而非仅仅以经济增长或投资为评价标准。
全局看东北甚至全球看东北, 与局部看东北的根本差别在于：全球看东北和全局看东北的起点是社会福利最大化和资源配置最优化, 以及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而局部看东北采取的视角可能是政治经济学, 即以局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总量为评判标准。从局部看东北的隐患在于, 也许可以通过增加投资的方式, 实现本地经济总量的增加, 但如果以此作为政策目标, 损失的将是全局的福利。
在评估东北问题的严重性时, 人口大量净流出是一个重要的理由。然而全国各地都有人口流出, 按照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安徽常住人口为5 950.1万人, 与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5 986.0万人相比, 10年共减少35.9万人, 下降0.6%。在2005—2010年间, 安徽、河南和四川三省的流出人口分别为533万人、543万人和499万人, 是人口流出最多的三个省。但是, 为什么东北的人口流出更受公众关注？笔者认为, 这并不仅仅是东北人口流出本身的问题, 而是因为东北人口流出的结构十分特殊。在东北人口流出的结构中, 来自城市、制造业, 以及拥有高学历的人口占比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其在他省份的人口流出结构中, 很多是农民工, 并且是持续地流出, 在发展经济学当中, 这是一个正常现象而不是问题。
但是, 当公众认为东北的人才流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时, 这便涉及到一个原本属于国际间人口流动的概念———智力外流 (brain drain) 。笔者认为, 在使用“智力外流”这一术语时, 要特别注意这个术语主要用于分析国际间的人口流动问题。这是因为, 国际间是可以用合法的政治手段来阻碍低技能劳动力流动, 所以高技能劳动力的单向流动才会成为一个问题。在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下, 由于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动受到阻碍, 东北的“智力外流”现象也就更加突出。应该注意的是, 局部的东北经济是全局的中国经济的一部分。出现智力外流这个问题时, 要反过来思考, 在同一个国家内是应该没有智力外流这个问题的, 只是因为户籍制度阻碍了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出, 导致的结果看上去像智力外流, 中国国内的劳动力流动是不应该用智力外流这个词进行描述的。在美国也能看到大量的大学生往高学历密集的地方聚集, 此时, 他们是不会把这种现象称为智力外流的, 这是因为这些城市里的产业对于大学生的需求更多。同时, 在大学生多的城市也吸引了大量低技能劳动力, 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因此, 从全国的视野来看, 东北的问题恐怕不是如何让大学生留下来, 而是应该通过改革来创造条件, 让低技能劳动力和大学生一起去追求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分析东北问题要站在全局的角度来看, 尤其是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还存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
另外, 有人说, 留在东北而没有流出的人口相对来说是大龄的, 甚至是已经退休的人口, 养老负担很重。对于这个问题, 从全局来看, 解决思路是通过全国社会保障一体化的推进, 让人口流入地分担人口流出地的养老压力, 而不是阻碍年轻人流出。同时, 要看到, 在发展服务业的过程中, 一些五六十岁的劳动力在城市里仍然是可以利用的, 只要有工作机会, 在没有制度性劳动力流动障碍的条件下, 这些相对大龄的劳动力不仅不是负担, 而且还是宝贵的资源。
▍从大历史看东北
分析东北问题需要有一个大历史的视角。东北问题的特殊之处在于要从大历史这样一个视角进行切入, 区别于从截面的视角分析问题, 因为从截面来看, 体制、文化、国有企业和腐败等因素似乎都可以解释东北问题, 并且都有一定的道理, 这好比盲人摸象, 无法将东北问题的根本看清楚。东北三省在1949年之前就是中国重工业基础和基础设施 (特别是铁路) 最好的地区, 这是一个由历史决定的客观事实。在建国之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前, 中国长期处于封闭经济状态, 在这一时期, 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是苏联, 东北地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而东南沿海地区的港口优势反而不重要。但是, 20世纪90年代中期, 在中国大陆形成改革开放的格局之后, 由经济地理决定的大趋势开始发生改变, 国际贸易伙伴和外资主要来源国和地区转变为美、欧、日, 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 如此一来, 东北地区的地理和气候劣势就显现出来了。
东北问题的根本在于, 东北地区从人口流入地转变为人口流出地的时间拐点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 体制、文化、国有企业和腐败等其他的任何解释都必须配上这个时间上的转折点才能把东北问题的根本看清楚, 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东北地区在之前也存在体制的问题、国有企业的问题和计划经济的问题, 但那个时期是人口流入地, 而现在则变成人口流出地。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 整个中国经济越来越深地融入到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中, 东南沿海的比较优势与发展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吻合, 大量的投资涌入东南沿海, 而东北地区制造业的地位则相对下降, 在了解这样一个大历史的背景后, 重新审视东北问题就会发现, 所谓的东北人口流失是中国各个地方比较优势发生变化、整个中国的经济地理重塑过程中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一个表现。所以, 东北人口外流可能是一个积极的结果, 而不是一个消极的问题。
▍东北问题真正的隐忧
在谈论东北经济衰落时, 通常会引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 2010年东北三省总人口为1.099亿人, 而对比之前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 东北三省人口流出280万人, 流入100万人, 10年中东北人口净流出180万人, 其中, 黑龙江和吉林都是人口净流出。笔者建议, 所有担心东北地区人口流失的人仔细考虑三个问题：
第一, “10年中东北人口净流出180万人”这一数据并不足以证明东北经济是衰落的。衡量经济是否衰落需要区分两个概念：总量增长还是人均增长？在东北三省人口大量流出的过程中, 总体上来说, 东北三省的人均GDP增速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第二,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 东北地区是人口流入地, 在这之后成为人口流出地, 在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时, 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制度、腐败、国有企业、文化和气候等各种影响人口流动的因素, 是否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逆转。
第三, 人口流出与人口流入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在一个国家内部, 人口流动实际上是人力资源在空间上的再配置, 当东北地区发生人口净流出时, 中国一定有省份在发生人口净流入。如果人口净流出是个问题, 那么,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 在东北地区是人口净流入地的时候, 中国的其他省份一定存在人口净流出现象, 那时其他省份的人口净流出也是问题吗?
笔者认为, 东北问题真正的隐忧是在人口流出的同时加大投资, 特别是对缺乏竞争力的部门加大投资。从总量来说, 东北地区人口是净流出的, 而投资是加大的, 如果加大投资的部分是人口流出比较少的地区和部门也是合理的, 这相当于把劳动力流出多少当成一个市场信号。但是, 如果用使用政治经济学的思维, 将投资引导到人口流出多的部门和地区, 试图扭转人口流出的趋势, 那么这样的组合将产生严重扭曲。在人口流出、投资回报比较低、投资和产出的拉动作用下降的情况下, 进一步加大对这些部门的投资, 短期内可能遏制投资和经济增长的下滑, 甚至遏制人口的流出, 但长期来看, 这种政策恰恰是在制造更多的问题, 无异于饮鸩止渴。比如, 现在有人提出东北要向德国学习, 发展高端制造业。问题是, 如果政府加大这方面的投资, 先把这些所谓的高端制造业或其他高科技产业发展起来, 而这些产业在市场上又竞争不过深圳和上海等地的高端制造业或其他高科技产业, 这就人为造成了更大的麻烦。这意味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政府只能持续对其进行补贴或提供优惠政策以保证这些企业存活下去, 最后背上越来越重的负债。这实际上是走靠投资拉动增长的老路, 是在用制造问题的方式解决问题, 虽然短期有效, 但长期会使问题恶化。无论是学术界, 还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以及社会公众, 都要扭转思维方式, 多从全国全局的角度来看, 从全球大历史角度来看, 不要把正常的经济现象当作问题来对待，否则会制造更多的问题。
▍解决东北问题的正确思路
任何一个地方要发展好, 就必须找准比较优势, 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力量。笔者认为, 东北现今的比较优势是农业、旅游和自然资源这三大产业。比如, 东北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 夏天可吸引人们去避暑, 冬天可以发展冰雪项目。旅游、农业和自然资源这三大产业有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依赖于资源, 总产量很难增加, 需要减少人口来提高人均产量。对于此类产业来说, 东北人口大量流出, 反而是好事。离开东北的人, 多数因在外地的收入相对提高而选择离开家乡。这样一来, 不管是留在东北的人, 还是从东北流出的人, 都会变得更加富有。
如果考察世界经济史, 就会发现各个国家都曾产生过一些“收缩型城市”。在“收缩型城市”中, 随着人口的流出和产业的衰退, 城市的人口和面积会回缩。有些城市原本是工业城市, 后来转为发展旅游业, 就不需要那么多人, 收缩就是好事。从现在的趋势来看, 未来东北可能会出现一些类似的城市。对此, 要冷静和客观对待。
但是, 笔者并不认为东北除了农业、旅游和自然资源之外, 就不能发展其他产业了。国际经验表明, 只要政府的政策得当, 从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的转型是可以实现的。比如, 法国的里昂和美国的匹兹堡, 都从原来的资源型城市和重工业中心, 慢慢转型成了科技中心, 政府所做的是在这些地方发展一些优质大学以支撑其发展, 这值得中国学习。东北有一些优秀的大学, “211大学”就有11所。可以依托这些大学, 发展教育和科技, 最后将这些大学的所在地变成科技中心。但从可持续性来说, 这些科技中心应该更多地服务于东北本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未来, 东北在转型过程中, 需要形成一些有竞争力的大城市和都市圈, 在其周围聚集更多的人口。
东北将来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 仍然会有人口从东北流出；另一方面, 留在东北的人口也会不断聚集到东北有竞争力的大城市和都市圈。而那些人口流出地, 则可以更好地发展农业、旅游和自然资源这三大产业。这是一种比较合理的组合。